是时候，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了 – 梁自坚

今晚是拿督斯里安华作为政治犯的第二十五天。他必须忍受脊椎损伤和蚊袭，睡在双溪毛糯监狱里那冰冷坚硬的地板上。这样的折磨，他还需要再忍受5年。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一样，安华被惩罚是为了点燃马来西亚人的希望之火，睁开大家的眼睛去看见真理，去解开带有偏见的思想。

今晚是第二十五个晚上我们举办烛光晚会，以告知大家，遭到不公迫害的安华现今仍在受苦中。他们关押他是因为他们担心会输去下一届大选。但旨在释放安华将纵使我们获得胜利。

可是，我们必须要努力。我们距离下一届大选有少于150周，有不到一千个晚上能把安华带回来，有不到两万五千分钟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释放安华，解救马来西亚。

四大挑战

安华牺牲自己，对压迫、贪污腐败、不平等及不公正做出斗争。这不是，也永远不是一个马来族群，或华裔族群、印度族群、卡达山族群或伊班族群的问题。这，一直都是马来西亚人的问题。唯有当我们在思想上及行为上全然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这能真正解决这个难题。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有些人希望把我们分开、分离及分化。他们要年轻人为他们的竞争而牺牲，而他们则散播不和的种子并从中收割利益。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不得不克服重重难关。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去应对他们。选举是不自由和不公正的。他们对选区作出不公平的划分（Gerrymandering）；他们改变选区界线去迎合自身的优势；选民登记名册是不干净的；我们被拒绝使用媒体，但媒体却成为他们的宣传喉舌。他们逮捕和监禁我们的领袖，控告他们煽动叛乱；他们阻止我们举办集会，但却无视对焚烧圣经的喧扰，无视诋毁其他种族和宗教，任由所造成的焦虑及紧张蔓延。

为要达到这场胜利，反对派动员、团结、技术和英雄主义，都远远超越一般在民主国家所需的。

为了从战败的下颌重夺胜利，我们必须先克服这四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建立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意识

第一个挑战是建立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意识。我们如今握在手中的都是社交媒体。互联网在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橙色革命及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成功推翻独裁者，但它未能在白俄罗斯除去总统卢卡申科（President Alexander Lukashenko）及欧洲最后专制政权的独裁者。它在伊朗也未能成功。

社交媒体是最有力的工具去动员和传播有关反对集权主义政体的消息，但唯有当用户们都有政治意识才能有效地发挥。否则，社交媒体终究只是一个平淡的商业媒介、社会事务和娱乐消遣。几乎没有政治变化可言，若没有经过传播和采纳思想的过程，甚至是用在互联网上。为了赢得不知情者的心思和想法，提供资料不如透过沟通来得重要。每当身边的朋友、家人及同事分享或呼应某某政治观点时，人们的思想是会随着改变的。普通参与者不能单靠点击“赞”而期盼政治改革能成功，这没有比汽车保险杠贴纸宣传更有效，反而更多是属于情绪上表达，缺乏实在而有用的行动。

留言和分享可表达群众的意见，比单单点击“赞”有更强大的效果。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会到来的，唯有当有责任的用户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并真诚地付诸于行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过：“这不是对科技的信仰，这是对人的信仰。”长期民主斗争的成败是取决于人而非科技。

把判决摊开在公众审查的目光下

社交媒体的网战在联邦法院法官宣读判决前就已掀起。那方总是在试图审查，恐吓和散布虚假信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判决是经不起严密的审查。

更甚的是，现在卡立阿布巴卡（@ KBAB51）在看着你，全国总警长在监视着脸书和推特，调查着我们那些有推特或评论有关联邦法院裁决的国会议员。首席大法官敦阿里芬和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都干尼告诫律师和公众不可批评司法。首席主控官丹斯里沙非益要现任和前任的律师公会主席梁肈富和安美嘉被控于藐视法庭判决。

然而，沙菲益却和巫统青年到处去召开座谈会及研讨会，全无受到干扰，去捍卫他们那站不住脚的论述，去攻击已无法为自己辩解的安华。

首席法官和总检察长说，必须要制止批评，因为它将削弱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我则说，批评一定要继续，这样不公才得以纠正，公众对司法的公信才得以恢复。

他们可能有能力在国内恐吓我们并掩埋真相，但他们在国外却是无能为力，不能阻止真相被暴露。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德国、瑞士、欧盟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在判决后立即谴责法庭的判决。这些国家的大使和高级委员会都派观察员来聆听安华的审讯。他们都一致作出结论认为，安华是不应该被起诉的，更不应该被定罪。

同样的，国际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国际人权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也有同样说法。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和各国议会联盟（The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也谴责法院的判决。澳洲女皇律师托维尔（Mark Trowell）代表各国议会联盟，亚太法律协会(LAWASIA)和澳洲法律委员会(The Law Council of Australia)表示，联邦法院的裁决缺乏对事实作出详细的分析。他指出，法院拒绝或忽略对原告信誉和可靠度有严重疑点的证据。

这些评论和批评都已出现在互联网上。我们必须转发、传递和分享这些意见和见解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及同事，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做出最终判断。真相，必须全面传达。

邪恶会在好人袖手旁观的时候盛行。如果我们继续保持沉默，我们将沦为不公的同谋。当我们善意地批评，这并不等于蔑视。一个开放的法庭诉讼是作为司法透明及其公信的基础。开放式的原则包括：了解判决的原因是一项公共信息，是受到各方政营、媒体、法律学者及最终到公众的监视。公众必须被允许讨论及发表有关程序、检验和判决的言论。阿特金勋爵(Lord Atkin)在英国枢密院（Privy Council）解释安巴尔（Andre Paul Terence Ambard）对总检察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案件时说道：

“不管法官个人的权威和地位或适当的公义执行是否受到影响，任何公众不会因为使用基本权力在公或在私作出善意批评时而被认为犯错，公众的这种行为是在维护正义。批评的方式可以是公开的：其中是可允许错误的，只要公众没有对那些有参与司法执行的成员有不恰当的动机，并真心行使批评权，而不是恶意企图损害司法，他们是不容置疑的。正义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美德；它必须能经得起审查和尊重，即使是面对来自于普通市民的直言和批评。”

边沁（Jeremy Bentham），19世纪英国哲学家说：“在保密的黑暗里，各种各样邪恶的企图心正在雀跃着。唯有在公众所知的地方，不公不义才得以审查，纠正不公才得以实行。若不为公众所知，那就没有正义可言。”

如果判决符合事实、法律及正义，那更不应该害怕受到公众严厉的审查和评论。只有蒙羞的、耻辱的、欺瞒的、不诚实的和不公正的，它才将隐藏在黑暗和寂静里。所以，我们不能单凭点击“赞”，我们更要点击“分享”，让马来西亚人通过最后的审判，要那些该负责的都负上责任。

第二个挑战：害怕徒劳

第二个挑战是害怕徒劳。这是一种单薄力量的恐惧：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要去抵抗一系列恶势力—— 金钱、体制和传媒——那些所有我们起来反对的。

几天前，我在夜市分发新年橘柑、做新年问候时，有个年轻的女孩上前来问我：我可以做些什么以释放安华？”

我告诉她，她可以做的最好的事莫过于站出来反对不公不义，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当我们站出来，为对的事情发声，你会压倒那些压迫我们的一方、那些负责关押安华在牢狱的力量。压迫者的力量最终取决于人民的支持。他的道德权威和权力掌握是在于人民的合作与支持。如果人民支持压迫者，那么压迫者会变得强大；但如果人民撤回支持，那么即使是最大的压迫者也将会被瓦解。

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RosaParks)被逮捕，因为他拒绝把在彩色区域的巴士座位让给白人。帕克斯的行为就此成为民权斗争运动的象征。林登约翰逊总统(President Lyndon Johnson)在《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演说中，要求国会批准民权法案时说道：“这场斗争的真正英雄是美国黑人。他的行动和抗议，他那勇于冒险的勇气，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唤醒了这个国家的良心。他示威的目的是为了呼吁人民关注不公不义，旨在激起求改变的心、激发改革。他一直呼吁美国履行承诺。”

民权法案在1965年通过，并在2008年基于个人能力而非肤色选了美国总统。一个女人的勇气唤醒一个国家的良心。

对于一个像那接受我的橘柑的小女孩而言，我们需要的，就是站出来。每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站出来，他或她泛起了希望的涟漪；当一百万人站出来，这些涟漪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源流，甚至可摧毁了压迫者最强壮的那一面墙。

拿橘柑的女孩，就像帕克斯一样，准备站起来创造她自己的涟漪了。而你也会站起来创造自己的涟漪吗？

第三个挑战：惰性危机

第三个挑战是惰性危机，缺乏坚定的执行力。很多时候，我常常被一些支持者问道：你为什么不这样或那样说。我们都在等待别人说或做出来，我们一直都在等着别人来领导，而我们则在自己安全又舒适圈子里欢呼与支持。

我们都知道，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故事。他们是我们的英雄。那么我们大马的英雄在哪里呢？他们总会问道。卡巴星在去年的事故身亡，安华身在牢狱之中和精神领袖聂阿兹刚去世几天。我们要静待下一个救世主或下一个英雄现身，抑或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决定？

几个月前在怡保的一个论坛上，有个观众提问：马来西亚的马丁路德金在哪里？我们的甘地在哪里？我告诉他，马来西亚马丁路德金，或下一个甘地就站在我们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领导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追随者，若我们有勇气和决心站出来，为抱不平而说话。这不只是领导者要站出来说话而已。而是我们所有的人。

1936年，圣雄甘地开始了248英里的长途跋涉，与其他79位印度普通市民去海边非法采盐，以抗议英国殖民统治。一路到海边的路程，随着甘地的市民人数也不断地在攀升。在达拉三那(Dharasana)盐场，那些没有阻止人民行动的其他印度市民则被警察殴打。事情随后传开，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去关注印度的独立运动，并带出了英国在统治印度合法性上的质问。最后印度在1947年获得独立。

甘地没有单独进行对食盐抗议的运动。若没有千千万万的市民参与，他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抗议强权帝国、为赢得国家独立的普通市民所许下的坚定决心。

马来西亚各个阶层人民都必须找到这份坚决改革的决心。你必须决定你要站在历史的哪一方。简单而熟悉的路径上总会有危险、有诱惑，而让别人走在较少人行走的路上。我们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这是选择的时候。每个人终将会依据他或她为改革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而受到审视。你会想要告诉你的孩子和孙子们：你，曾经在那里为推倒压迫的墙而奋斗过。

第四个挑战：缺乏勇气的念头

第四个挑战是缺乏道德上和信念上的勇气。很少人愿意冒着同伴们的不满、同事们的批评和社会上的怒火而去冒险。

每一天我们都看到不公平的事。在办公室里、在学校里、在处理与政府部门和机构上的问题里。要敢说出来打抱不平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说了，我们可能要独自面对这些不公。我们害怕遭到报复、不被认同，甚至是关系破裂。但是，我们仅仅看到而不行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拿出勇气和决心来面对我们的恐惧，并采取行动。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我们会沦为造成不公不义的一份子。

要激起道德上的勇气而冷静地进行非暴力抗议是远远比战场上所需要的肢体胆量来得困难。然而，它是一个为寻求国家改革很重要的本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本质去面对着那些拒绝改变和千方百计阻止改变的人。他们煽动情绪、怀疑和憎恨的火焰，他们玩弄那些对种族、对宗教不知情、不怀疑的人们；他们这样做，因为这是他们拒绝冷静思考、拒绝释放理性去诉求正义的唯一选择。正义的诉求是没有人会因他的肤色或信仰而被判定。这是一场对歧视、对偏见和对偏执的战争。

不要去想是为安华或其他人打这场仗​​。是为自己，和家人，和孩子的未来而打这场仗，正如我们大家一样。当今天你因他人的肤色和信仰而去教唆剥夺他人自由、财产和尊严，那么他朝那些有能力操控的也会转过身来对付你，为悦己而找其他的理由和异议来排除你。我们一定要解开这个循环。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nedy）说过：“当我们所有同志的自由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的自由才可以成长；那些使某人为他奴役的人最终只能拴住自己，锁链有两端，拿着锁链的他也将被他所认为的一样地拴着他。”

我们必须让更多人知道，去打破这个束缚我们的锁链。这在南非已经做到了。1948年，南非政府开始实行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1949年，非洲全国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的青年倡导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运动去推翻白人政权。政府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超过一万八千人被捕，当中包括ANC的领导人，而该组织遭查禁。

曼德拉被囚禁了27年，但这斗争并没有因为他遭到监禁而结束。抵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和平抗议的组织、消极抵抗及武装暴乱。它有来自于正面和反面的社会运动份子；它有来自于学生运动及工会；它有来自于教会、兴都教徒和穆斯林；它有来自一个叫黑腰带，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妇女组织。 最终在1994年，这种族隔离制度终于结束。

甘地为争取印度独立、美国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权运动、曼德拉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些都是普通人集聚非凡勇气的成果。

现在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找回勇气和信念使我们的梦想能成真的时候。自由、平等和正义不是送给我们的礼物，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为了马来西亚人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这斗争必须是由马来西亚人奋斗给予马来西亚人。

抓住这个瞬间

安华已为马来西亚人作出他的牺牲。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做出我们的牺牲。我们的斗争已来到决定性的一刻。我呼吁所有马来西亚人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已经等了58年，我们不能再等下个58年。走向自由和平等的大门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只需要最后一击，一个最后可以击破这道大门的一击。最后一个号集我们的地方，我们都会在那里。我们已停不下来了，就让我们一起走向自由、共享繁荣和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梁自坚
士拉央国会议员